中国人很少关注超自然的世界，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是伦理观而不是宗教思想;人只是整个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天地万物处于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之中;中国人直面人际关系这一本质问题，在文化形成中产生了大量有关伦理和政治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超自然的世界、自然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它们都限定在一个无所不包、和谐有序的统一体中。中国人关于统一、和谐的世界观以及
克制自身、宽容平和、追求中庸之道的处世态度，对于二战后世界新秩序的重建显得弥足珍贵，值得西方人记取。
Derkbodde(原作);强建周1，张立国2(译)
作者德克·布德博士，中国哲学专家。是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故交。曾主译<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本文原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62卷4号，收入H.F.MaCNair编<中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60多年过去，文中观点仍历久弥新。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社会，本文仍不失为一篇主题鲜明、论述深刻的佳作，对理论研究人员及普通读者不乏启示和借鉴意义。限于篇幅，发表时略有删节。
简述
尝试研究这个主题对我来说确实困难重重，需要鼓足勇气，因为它远非通过归纳概括就能轻易得出结论，何况研究工作还要受到空间的限制。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主导观念”究竟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的少部分善于表达的中国人所表述的观念，还是应该包括被众多不知名的大众所持有的完全不同、往往又是矛盾冲突的观念?如果是后者，那么与前者比较，我们如何评价其重要性呢?本文将要表达的“主导观念”是作者体会到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否受过教育)确实重要的观念;是可以上溯到植根在中华文明之中并理所当然是其渊源的观念;同时，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延续至今的观念。
为了方便起见，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着手探讨:(1)中国人对超自然的世界的基本观念;(2)中国人对自然的世界的基本观念;(3)中国人对人的世界的基本观念。换句话说，中国人对待宗教、客观物质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普遍态度是什么?
一、超自然的世界
首先要考察的是中国人对待虚无世界的观念。通常说来，相对于自然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中国人很少关注超自然的世界。事实上，尽管表面上当今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佛教徒，但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与此相关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佛教是从外部传人中国的，在未受其影响的公元l世纪之前，除了令人琢磨不定、可以归人宗教领袖的哲学家墨子(公元前479—381)之外，中国自己没有产生过思想家。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是伦理观(尤其是儒家的伦理观)而不是宗教(至少不是那种正式组织形式的宗教)思想。
有一次，孔子(前551–479)的一个弟子向其请教“死”的含义，他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Ill这也许是深奥微妙的中国人对待超自然世界观念的最好概括。后来的112个思想家对未知世界的态度基本上倾向于怀疑论，对于“死”这样一个主题，他们中的大多数直言不讳，甚至痛苦地否认万世不朽的人物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在昭示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后者是寺院、僧侣起主导作用。
当然，前文的讨论并不意味在佛教传人之前，古代中国就没有宗教的表现形式。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从中国历史的远古时代开始，那种必不可少的、虔诚的“宗教意识”通过对死去祖先们的祭拜表现出来。这种通过祭拜先祖祈祷的宗教形式十分自然，而又异常重要，仅仅在一个与先祖直接有关的家族内部就可完成。因此，这种“宗教意识”不可能像基督教或世界上的其它宗教信仰一样，发展成为一个遍及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的宗教组织。
与这种祖居的宗教崇拜并行不悖的，是中国人对其敬仰的各式各样的自然物体和自然力的崇拜，诸如高山、河流和哺育生命的土地。不过，这些常常是抽象的而非人格化的，对大多数中国人，即便像至高无上的天和地，也迅速失去其人格化品质而成为一种纯粹抽象的伦理权威。因此，在远古时期的中国，没有精心制作的万神殿或者神话集。同样地，也不存在牧师，因为庄严肃穆的各式祭礼不是由普通民众或牧师阶层履行，而几乎完全由自称为“上天之子”的君王亲自操办，在超自然的凿界和人的世界之间，君王充当和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因而，在中国，万神殿、神话集和牧师的出现都是相对较晚的现象，它们是与宗教(佛教抑或道教)的普及和发展相关联的。其中，道教是中国人模仿佛教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形式。
后来的中国，佛教和道教中的诸神确实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但这恰恰证明是中国人观念的一种折中，而不是任何强烈的宗教意识。由于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使其在绝大部分时问里像印度一样免受宗教偏执的肆虐。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为数不多的宗教迫害往往不是直接反对宗教教义，而是反对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安排，因为这样做可能威胁到世俗社会的安全。
最后。中华文明与近东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另一个根本差别在于，早期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形式的有关人死后来世报应的观念。人死后上天堂得到封赏，入阴曹地府遭到罪责，这一整个的观念体系在中国的出现，则完全是随着佛教从国外传人的。
二、自然的世界
如果说相对于其他文明，超自然的世界的观念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居于次要位置的话，那么自然的世界则截然相反。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个自然的世界，连同它的山脉、森林、风雨雷电和烟雾等，都已经不单单是人类生活舞台的优美背景，相反的，它与人的世界共同构成一个巨大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国人的眼中，人只是整个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也许最初源于中华文明之中无处不在的农耕现象——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完全依赖于生生不息的自然力的四季更迭、春华秋实。这种观念扩散、渗透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哲学、艺术和文学作品之中。
道家哲学把这种思想精辟地表述为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天地万物的和谐，我们发现2000多年以后西方的卢梭提出的很多观点同道家的预见惊人的一致。像卢梭那样，中国的道教信徒认为:人类的道德准则是人为的，因此是残缺不全的;文明的附属物正在恶化;因此我们必须舍弃这些人为的束缚而回归自然的状态。尽管表面看来二者有很多惊人的类同之处，其实有着本质区别。其一，它避免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多愁善感、纵欲无度和过于强调男女之爱;其二，浪漫主义赞同名为自发性和原创性道德约束的分裂。道家同样抛弃人类的道德准则，而代之以更高境界的“道”或“路”，道家学派认为，宇宙的第一法则就是人类自身必须服从于道，即自然。这不是通过人类的情感就容易实现的，而要通过沉思和其他方式的自我修养过程，进而达到清心寡欲、致虚守静、返璞归真的自然生活。道教信徒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以彻底摆脱喜、悲、生、死等长期困扰自身的情感羁绊。
道家关于人自身应当服从自然法则的主张与另一个当代西方的主流思想同样有显著区别。在西方，幸福就是利用自然的力量满足人的愿望，不断改进手段以弥合人类物质享受的欲壑。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圣人(智者)是那些使自身与发现的世界相一致，返璞归真、知足常乐的人。这一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认同的观念更进一步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论是否受过教育。当处于西方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原始的生活境况下，仍然能够保持愉悦甚至幸福的心态。它同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虽然在编撰的字典、史书、百科全书及其它各类著作中，中国人发展起了非凡的科学技术成就，但却未能把种种技术成就应用于自然世界，也没有创建起一个自然科学体系。
这种盛行的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也许可以简称为沃滋沃斯短语所谓的“聪明的服从”，它并没有阻止中国人对其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分门别类和系统化。中国人的宇宙进化论(当然有众多著者论述，观点也五花八门地许可以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如下: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界潜藏着一个把一切存在包涵其中，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第一性或原动力，称之为。道”或“路”。道表现为两个几乎无所不包的主要方面:“阳”和“阴”。“阳”代表主动、热、明、干、刚、阳性等等，阴代表被动、冷、暗、湿、柔、阴性等。通过这两个方面永不停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五行，即“火”(属阳性)、“水”(属阴性)、“土”、“木”、“金”(不同程度阴和阳的变化组合)。五行依次组合变化和再组合、再变化，便生成了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主阳的天(含天空、大气、日月星辰等)和主阴的地(舍大地、植物、动物等)。自然界的一切都属于五行的一种或另外一种，中国人积累起名目繁多、其问相互关联的可以用五归类的事物，如五色、五嗅、五味、五音、五脏等等。
用各式各样的五把世界归类。表现出一种典型的理性主义的中国观念，中国人对发明各种各样的数字分类具有特殊偏好，他们不仅用五，还采用其他多种数字，并试图运用它发现宇宙万物的规律和秩序。2000多年以来，阴和阳、五行及其相互联系的理论，一直是中医、冶炼、天文以及博物学的基本理论基础。这正好体现了一种非常朴素的运用科学原理对自然世界的探索。但不幸的是，由于它建立在主观的推理之上，而忽略了运用经验方法对自然世界的直接观察，最终未能走上真正的自然科学之路。
与上述宇宙进化论相关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建立在阴阳相互作用基础上的中国二元论体系以及明与黑、善与恶等浅显对应的二元论。同我们熟知的近东和西方世界的二元论体系之间的异同。后者的二元论往往与宗教紧密相关，他们都基于事物两方面相互冲突的概念之上;基于非善即恶或非恶即善的思维方式;其结果是最终必须征服恶而由善取胜。
相反地，阴阳二元论是建立在事物既相互对立、又彼此统一和谐的观念之上。只要有自然界，阴性的阴和阳性的阳就同等必要。从道德的角度审视，一方是另一方的补充。双方没有高下之分。我们看到的这一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倾向，其实前面已经间接涉及，就是天地万物处于一个和谐统一而非争斗杂乱的世界之中。可见，与西方传统的善恶对立的二元论模式相比较，中国人的观念思似乎更接近蕴含在现代科学之中的很多观念。
三、人的世界
当我们转入第三个问题–中国人对人的世界的基本观念，我们已经触及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正如道教以如何协调人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为己任一样，儒学研究并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与周围的人们平和相处?作为常识，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除非有一条途径可以解决人际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物质的影响和成就只能平添人类的烦恼。中国人是实际、务实和注重实效的，他们直面人际关系这一本质问题，其间产生了大量有关伦理和政治的哲学思想。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尘世事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人时间的框架。其结果是积累起一个卷帙浩繁、不可分割、时间跨度在3000年以上的历史文献体系，这确实让其他民族叹为观止。这一历史体系在中国发挥了突出的道德作用，因为一个人通过研究历史，就可以学会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因此，历史写作通常并非只留下一些历史上有思想的人物的奇思妙想。自从公元前2世纪西汉建立至今，历代王朝的奠基者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修撰被其推翻的前朝历史，其中包括有关经济、法律、水利工程、天文、典籍、地理和其它很多主题、极有价值的短文，以及众多杰出人物的传记。
中国人煞费苦心记载的社会的本质并非那种被我们所称的粗糙的个人主义。确切地说，儒学旨在教导每一个个体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中尽量减少摩擦，找到自身的位置。如何用同样的方式完成在群体内部担负的职责，并为群体带来最大的整体利益。家庭或者宗族是中国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单元，每个个体都依附并首先忠诚于家庭或宗族，通过祭祀死去的祖先、赡养照料健在的先辈长者、抚养延续自己家族血脉的子孙后代等方式服务于家庭或宗族。进而，家族充当着群体内部共同帮助的保护伞，保护每一个个体免遭外部敌对世界的侵扰。家族的内聚力成为维系中国人生活和文化稳定的纽带，即使在社会和政治大动荡时期也是如此。
家庭之外，就是国家，国家只不过被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单元。甚至在当今的汉语中，“国家”一词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国之家”，因此过去的君王通常自称为“人民之父母”。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居于特定的位置，并被赋予完成相应的职责。尽管家长式作风盛行，但这个社会系统的运转并非仅仅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如果要求下级对上级忠心耿耿，上级也必须对下级履行特定的义务。儒家强调责任与义务的相互对等，强调统治者的首要职责是给予民众一个好的政府，为此，统治者必须以高尚的道德修养为个人资本，并精心选拔那些臣服于自己的各级官吏。鉴于此，在公共生活中。个人典范的力量及其所需要的道德修养对于维系统治非常重要。
中国是一个高度集约的农业经济国家，部分地由于政府兴建并管理的灌溉系统的广泛存在，使得中国能够以相对较少的土地供养数量庞大的人口。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华帝国发展起一个异常复杂的官僚机构，豢养着数量众多的官员和军队。尽管人口众多，又有多种特殊性，中国对于社会变迁和个人意愿引起的职位变化仍然保持着足够的顺畅和灵活。中国社会注重道德说教而不是法律强制，他们摒弃西方文明的基石——司5种在某种程度上冷冰冰的、机械的依法治国模式。成文法典在中国当然是存在的，但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更易受到个人判断和理解的影响，这就是基于“礼”之上的传统经验和伦理。
因此，在中国社会里，尤其在政治变革时期，一个特定的个体极有可能由出身极其卑微而一跃成为一代王朝的奠基者，这样的壮举在历史上演绎过多次。与此相似，虽然在法律上妇女处于低下的地位，然而实际上她们常常在家族内部拥有显赫的权力。中国不仅涌现过众多绝色美女，同样也造就过不少女画家、女诗人、女史学家和女皇帝。因此，在中国社会，很难奢望有一个十分稳定、一成不变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落，事实也是如此。
“人之初，性本善”;“人世本无原罪”;“即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些被中国绝大多数思想家持有的信仰是中国社会道德伦理的基础。在中国人的眼中，邪恶不能作为一种显性的东西而单独存在，它仅仅是本质上和谐的宇宙一时发生偏差的结果。基于这些理念，使得乐观、幽默、积极地生活成为如此众多的中国人鲜明的性格特征。
由于相信人人都可以被教导从善，中国人赋予学习以特殊重要的价值。所谓“学识”是包含在“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基本美德之中，它意味着对是非曲直、道德准则的理解和把握。因此，中国人崇尚人文经典，认为其中蕴涵深奥的道德哲理;认为以史为鉴，可以避免重蹈先辈们的过失;并最终倚重所有的人文学术成就。
所有这一切，孕育并产生了享有盛誉的科举制度，这曾经是中国官府最鲜明的特征。除了极少数国家以外，世界上的其他大多数国家直到近代以前，一直被世袭贵族、牧师、军阀或富商阶层统治。但在中国，自汉代以来，一个人必须饱读中国文化经典，并通过一系列十分严格的官府科举考试，方能跻身国家的官僚机构。人仕是一个人人生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此科场折桂
成为个人奋斗的最高目标。
综上所述，科举为每一个渴望通过自身努力而人仕、夺魁进阶的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纯智力的选拔方式。同样的，除了极少数例外，科考面向所有的社会成员开放。因此，伏尔泰把科举制度与欧洲启蒙时期的政治状况进行比较后，称赞中国的社会组织机构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好的，这就毫不足奇。中国人崇尚学习，相对应的是鄙视暴力和冲突。在理论上，中国人处理政治的工具是理智、公断和妥协，当然在实际中有时并不尽然，一个人诉诸武力恰恰显示其无理。中国人也有冲突的一面，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歌、散文是描写战争的悲惨和恐怖。中国文化典籍中的英雄形象是贫穷的文人雅士，少有为西方式的军事天才歌功颂德。“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民谣也许是中国人对于士兵的主流观念 的最好写照。
结语
我们已经从西方人的视野，对超自然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人的世界这三个世界作了匆匆一瞥，概览了其主要轮廓。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要重申中国人关于统一、和谐的世界观的重要性，我其实已不止一次地间接提到这一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超自然的世界、自然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它们都限定于一个无所不包、和谐有序的统一体中。儒家学者孟子(前3717—前279.9)宣称，“万物皆备于我矣”。o哒正好呼应了道家学者庄子(前369一前286)的观点，他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些中国先哲们的观念被运用于处理社会关系时，则强调对自身的克制、宽容、平和，以及对中庸之道的追求。‘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当今世界处于一种可怕的纷争之中。当这场纷争结束后，我们西方人可以将这些准则铭记于心，并在一个新世界到来之时努力践行——j这将迎来一个亘古未有的，东西方人民共同努力、携手合作的新世界。确切地说，它必将是一个东西方所有的民族和信仰建立在公正、平等和手足情谊基础之上的新世界。
【参考文献】
[1]论语·先进[J].
[2]三字经[J].
[3]未找到对应语句，原文为“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riginal sin”[J].
[4]孟子·告子下[J].
[5]孟子·尽心上[J].
[6]庄子·齐物论[J].
[7]中庸[J].